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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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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行业: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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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时间:2011-09-10
综合运输发展政策既包括交通运输自身层面的综合发展,也包括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大系统之间的综合发展。就本质而言,凡是反映政府发展综合运输意志的方针性和实践性举措等,都属于广义角度的综合运输发展政策。从界域范畴来看,既包括着交通运输自身层面综合发展的相关政策,也包括着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大领域范围所涉及的交通运输综合发展的相关政策。从载体形式来看,既包括着政府部门下发的关于促进交通运输综合发展的通知、决定、办法以及主要领导的讲话、报告等,也包括着涉及交通运输综合发展的各类战略、规划乃至相关法律法规等。从政策制定主体来看,既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中的综合部门和交通运输行业部门等。
1.在国家战略层面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综合运输的政策取向
“十一五”时期,国家从战略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综合运输的政策取向,并将构建综合运输体系作为国家在宏观战略层面推进交通运输综合发展以及促进整个经济社会升级进步的重要政策举措。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优先发展交通运输业”,并明确提出“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交通基础设施,做好各种运输方式相互衔接,发挥组合效率和整体优势,建设便捷、通畅、高效、安全的综合运输体系”。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并将其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和举措。国家在宏观战略性政策文件中对构建综合运输体系任务的强调,充分彰显了国家发展综合运输的战略意志,对于明确交通运输综合发展的方向,加快综合运输体系的构建,促进交通运输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意义重大。
2.在区域层面关注综合运输发展的政策协调
“十一五”时期,国家在区域发展战略层面十分关注交通运输的综合发展问题,注重通过交通运输自身不同方式之间以及交通运输与其他领域之间的政策协调,如布局规划、土地供给、资金保障等,推进区域层面交通运输的综合发展,充分发挥交通运输对于促进区域发展重要的基础性、引导性和服务性功能与作用。一方面,在国家大的区域发展战略与规划中,如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东部率先发展等,将交通运输的综合发展作为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政策举措,同时也将交通运输与其他领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作为政策的重点任务。另一方面,在国家确定的以“两纵三横”为主骨架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以及国务院批复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等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同样明确了“构建综合运输体系”的发展目标,并提出诸如“推进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提升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和互联互通水平”等综合角度的政策协调举措。
3.在交通运输层面加强对综合发展的政策支撑
“十一五”时期,我国不断加强交通运输自身层面综合发展政策的研究与探索,初步形成了指导和支持我国综合运输体系发展与构建的政策体系。一方面,制定和颁布了旷十一五”综合交通体系发展规划》、《综合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等指导和促进综合运输发展的纲领性政策。另一方面,先后出台了《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全国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全国民用机场布局规划》、《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08年)调整》等一系列指导各种运输方式发展的专项规划,制定、修改和出台了诸如《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公路水路交通节能中长期规划纲要》、《关于促进甩挂运输发展的通知》等规章制度和相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交通运输的综合发展提供了基础层的政策支撑与保障。
4.在制度保障层面推进综合发展的政策性探索
制度层面的政策支持与保障对于交通运输的综合发展十分重要。“十一五”时期,我国在交通运输制度层面进行了积极地政策性探索。一方面,在中央政府层级上实施了交通运输“大部制”改革政策,于2008年底由原交通部、原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国家邮政局组建成立交通运输部,并整合了原建设部指导城市客运的职责,旨在更好地促进交通运输的综合发展。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层级上进行了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关于交通运输制度“综合化”的探索和实践。“十一五”初期,江苏省率先进行了“大部制”制度改革的政策性探索, 2006年8月将省铁路建设办公室并入省交通厅,2007年5月在省交通厅增设省航空产业发展办公室,逐步将省内公路、水路、地方铁路、民航等管理职能集于一体。2009年深圳市成立交通运输委员会,除了负责市域内公共交通、轨道交通、道路交通、港口、水运、空港、物流等管理之外,还负责地方事权内的航空和铁路运输,并协调邮政行业。
5.在投融资层面加大对综合运输发展的政策支持
“十一五”时期,我国综合运输在投融资政策的支撑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首先,在国家宏观资金安排上给予交通运输发展以倾斜,特别是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采取了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启动了4万亿元的投资拉动计划,并将其中的1.8万亿元投入到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基础设施领域,这在很大程度上为交通运输的综合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其次,在交通运输方式内、区域内综合发展的投融资政策保障方面,进一步加强实践性探索。例如,在公路领域内,实施了综合的资金使用政策,将车购税资金综合管理、统筹安排,重点给予农村公路建设等倾斜,“十一五”期间,车购税用于农村公路建设资金超过1600亿元,约占车购税交通专项资金总量的34%,占整个中央对农村公路建设投资总额的82%左右。再如,在区域范围内,将公路建设领域相对成熟且较为成功的“统贷统还”投融资政策进一步推广,以更好地促进不同类别公路的综合发展。再次,实施了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政策,取消了养路费等公路水路领域的六项收费,逐步取消了17个省市的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进一步完善了国家宏观财政税费体系和交通税费机制,这一改革是从宏观经济整体运行角度以及综合运输整体功能角度做出的重要投融资政策举措。
6.部分地区深入探索供需层面的综合发展政策
“十一五”时期,随着交通运输的快速发展,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之间的矛盾逐步加深,特别是在一些人口稠密、产业聚集地区,交通运输发展带来的诸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的外部负效应日益严重。为此,部分地区开始着手从供给与需求双向层面统筹考虑交通运输的综合发展问题,并尝试通过一系列政策对运输需求进行引导和管理。例如,自2008年奥运会期间起,北京市实施了机动车限行政策,旨在从供需双向层面统筹考虑交通运输的综合发展。2010年,北京市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首都交通科学发展,加大力度缓解交通拥堵工作的意见》、广州市出台了《广州后亚运时代交通治堵方案》等政策和办法,更是进一步加强基于供需双向层面交通运输综合发展的政策探索和实践。
来源:中商情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