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招投标的困顿与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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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2年01月29日
引子
想要准确定义当代中国的建筑设计招投标的状态已经变得相当困难：一方面，中国建筑业设计市场在发育日趋完备而愈发显示其自身行业特征的情况下，很长时间并未产生专业性的法规，执行规则只能参照在一般商业招投标领域通用的20世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参照”一词本身就是参考对照的意思，意味着可执行和可不执行；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而产生激变的时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资本监管和国际化及民间资本操作体系并行，行为主体人的价值评价标准正在从倾覆后走向极度异化，即便参照西方主流商业模式和既有的建筑市场法则，于2003年推出了《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办法》（各地方也纷纷出台相应的细则条款），仍未做到亡羊补牢。中国式招投标制度下依旧大量产生艺术形态庸俗、低劣、无公共质量的设计作品。如此结果让人不得不对《办法》及相关法规的适应性、专业性和有效性产生诸多质疑，至少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定其具有潜在的不完善性。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原有的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在资本的作用下开始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建筑设计实行招投标制度应运而生，其积极作用毋庸置疑。在全国各大设计单位从事业架构向经营型企业转变中，它起到了极大的催化作用。在设计单位兴亡命系的建筑投标的博弈中，建筑学人才一时间炙手可热。建筑方案招标（实为方案竞赛或比选）恰巧出现在中国建筑界由封闭走向全面了解世界的90年代初。在这个年代，中青年建筑师一方面得益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人才集体性缺失，另一方面得益于自身知识结构尚未固化，在各设计单位迅速崛起，成为建筑设计企业在市场上竞争的基础。然而建筑师和建筑学表象的升温，掩盖不了中国建筑学理论界长期封闭造成的缺氧症。在资本构建的市场规则下，它从无所适从的状态蜕变成以中标论英雄的投标建筑学，建筑学特有的社会责任和其批判性在揣摩决策者意图和赢得评委眼球的竞赛中丧失了。奇观建筑、比喻建筑、英雄主义建筑席卷中国大地。快速成长起来的中国建筑师群体即刻成为房地产商和官员们个体情趣的代言人，犹如丧失精神家园的思想盲流，其作品毫无掩饰地流露着混乱、躁动等“上火症状”（“上火”在病理学中解释为因代谢过快而导致的内分泌失调，形容今天的建筑师，恰如其分）。
这表面上看似是由资本市场导演的悲剧，很容易让人忽略对国家现有招投标体制是否具有先进性的判断。本文并非试图全面剖析我国现有设计行业招投标体系，更没有兴趣去枚举种种暗箱操作在幕后台前的肮脏交易，仅想从几个角度揭示其体系和制度上存在的消极性。我想，即便结论是一种武断，但质疑掩藏在背后的一些事态的本身，对中国未来建筑设计行业的发展依旧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非对称话语权
滋养下的招标困顿语境
翻开近期参与投标（也有改名换姓的叫做“方案比选”）的标书，无论标底费是几万元还是几十万元人民币，所有的标书都写着几乎同样或者诸如此类的文字，摘录如下：
“……招标单位有权在本项目建设中选用任何一个优秀方案，或采用任何优秀方案的部分用于实施方案中，而无须再向参选单位支付任何费用。”
“……在招标单位支付给投标方规定的费用后，本次参加投标的各方案成果及相应的知识产权完全归建设方（招标方）所有……”
“……商务报价（即设计费）和方案评选结果综合确定中标单位……”
相近的文字很多，表象上的文字反映着现有设计市场权利向甲方市场倾斜的状态。市场交易双方不对等的地位导致了交换条件由权利方制定的倾向，很多原本平等的设计交易演变成近乎公开勒索的黑市买卖。
建筑设计本应作为一种具有精神财富附加值的脑力劳动的结果，但这一点始终被法律法规边缘化。在人们的传统思维框架中最多的是一种非主流的艺术形式。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古代建筑设计从来都缺失建筑师的位置，只有工匠。这导致了近代中国建筑师无父无母的尴尬境地。从事建筑学实践的建筑师队伍始终被列入工程勘察设计的工程师大军中，出类拔萃的具有高度人文气息的建筑师的最高荣誉就是“大师”，其官方正确称谓是第X界全国勘察设计大师评选中被授予的“工程设计大师”称号。工程大师与建筑大师的两字之差，不仅抹杀了后者的艺术气质，更把作为建筑学核心中的人文视野从建筑设计中剥离了。知识产权被无意识的政策制定机构和********的业主抽去了艺术文化筋骨，只剩下空空的皮囊。其更为严重的后果还在于它斩断了一条唯一保护建筑设计价值的法律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着作权法》第十八条中规定：“美术等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不视为作品着作权的转移，但美术作品原件的展览权由原件所有人享有。”
设计收费标准本有国家规定，很多设计招投标过程中却又加上了设计费用的综合评价（有的还有加权评价的标准），使设计招投标质价混杂，强权性将商业规则最基本的优质优价也践踏了。建筑设计作为一种脑力劳动成果，其设计服务对象——建筑又具有多重意义和多向度评价标准，价值本来就不易度量，设计价格量化的参照反而成为了一目了然的决定性因素。招标方强权姿态挤压设计费，很多人可以认为是资本合理操作的表达，我却并不认为这是资本针对于建设项目操作真正规律的体现。在很少设计费的情况下，很难想象建筑师除了提交高质量的施工图以外，还将全力以赴地参与到造价控制、质量监管、现场技术优化的工作中。在建设全过程中如果失去了建筑师的参与，建筑就将变成无父无母的孩童，身心正常已属奇迹，根本无法指望素质优良和品格高尚了。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付出必要合理的设计费是整个项目节约投资，形成良好资本运作的必然保证。
招投标对设计资源过度的消耗
主要通过方案竞赛而完成的设计招投标在近几年国内设计市场中表现出了一种矫枉过正的状态。不仅建筑师们把个人职业生涯荣辱成败的“千钧”放在了方案投标的“一发”上，作为建设项目主体的建设方也集体性地患上了投标依赖症。不惜时间和金钱进行多轮多家的方案比选，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寻找到最佳方案。崔恺近期谈到：“……太多太滥的设计竞赛，耗费了太多的设计资源，也不一定产生好的作品。因为好的建筑不一定要有新奇的概念和夸张的外观，更重要的是建筑的品质，而这依赖于建筑师的职业素养和专业经验……” 这段话我还可以误读为：过度的设计竞赛，使年轻建筑师忽略了设计、建造全过程的素质训练和经验积累，建筑师蜕变成概念设计师和造型师。而围绕方案竞赛所产生的大量图文、模型制作的工作几乎消耗掉了1/3甚至1/2以上方案设计周期。如此这般的工夫稀释掉了原本应细致展开的设计工作，其结果只有一个，以建筑设计质量下降换取效果图质量提升。
过度消耗的根本是方案招投标方式的矫枉过正。其最佳体现莫过于表现图、模型公司和图文公司的火爆。仅北京一地，此类的大小公司就达上百家之多。在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这样的大院周边，密集程度之高，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大珊瑚礁和遍布其周边寄生的海洋生物群落。很多设计院一两年都拿不出一本建起来的作品集，表现图和模型公司却年年出集子。效果图和模型从原本设计的辅助手段逐渐登堂入室，成为设计的成果。设计院的宣传手册上越来越多的实景照片被效果图取代，个中滋味很值得玩味。另外，方案竞赛演变成效果图和模型大赛后，原本从建设方流向设计院的设计费用源源不断地流向了效果图和模型公司。资本的分配也反映着设计资源的分配状态，得不到更多资本分配的建筑师怎么能把设计做好？业主是在买建筑设计还是在买建筑画片和模型？大多数业主当然地认为概念设计就是建筑设计中创造力的全部，好的概念设计只需经过程式化的细化设计（施工图设计）就可以演变成理想中的建筑。于是在时间和资金都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仍旧要通过多轮的方案征集寻找实施方案。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项目总投资额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项目均要进行设计招投标。某种意义上正是它把建筑师和业主推向了招投标的偏执状态。
专家评委模糊身份的质疑
《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九条规定：“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熟悉相关业务的代表，以及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五人以上的单数，其中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2/3。”当然《规定》中还有许多条款，使我们对招投标的公信度深信不疑，然而在房地产项目上资本和金钱的过多操纵下，评委的立场很难达到真正的独立。即便在评审会上有了独立性的意见，也很难改变最终的结果。道理简单，开发商不仅为项目买单，也为评委的出场费买单。政府和公共事业投资的项目表面上是由独立的招投标单位进行运作，为评委买单，而实际他们也要靠着行政主管领导的权力买单，行政主管领导的意志依旧渗透在招投标的全过程中。这样为甲方的金钱和权力召集的评审委员会，其立场的独立性自然要受到质疑，当然也有少数看不起这“千把块”的评委，拿评审权寻租的事也时有发生。对于一小部分人，一边要“拿人钱财与人销灾”，一边要将表面的学术逻辑圆场，颇像传说中的江湖，黑道上拉场子赚钱，白道上兜圈子做平衡。
中国的建设规模巨大，也造就了一批职业化评委，繁多的评审已基本上要成为他们的日常工作。中青年建筑师的崛起，加速了他们脱离设计一线队伍的时间，很多人已处于解甲归田的状态。而西方建筑界的大部分评委却是一线作战的建筑师。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时代，用转型来定义中国建筑设计行业的现状已不恰当，环境压力、土地资源、商业价值、业态管理已成为建筑学新的构成要素。视觉艺术领域的新思潮正通过不同渠道折射进建筑学领域，并借助时尚传媒形成新的社会价值。新的观念和价值几乎是建立在传统价值观的批判上，颠覆着传统的审美标准，建筑学固有的综合性和复杂性使其内核和外延远远超过了“实用、美观、经济、坚固”的范畴。很难想象用旧有的思想标杆来度量新一代建筑师现有的思想价值观，是否会产生令人满意的评审结果。
一部分评委观念的滞后是评标结果水平低下的症结所在。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大城市以外的地区性评标中尤显突出。同样的观念落差也反映在库哈斯、伊东丰雄、赫尔佐戈、安藤忠雄等当红国际建筑明星在上海、北京等重要地段的投标上，他们常常抱怨他们的落标是由于缺少高水平的国际评委。我们绝对有理由怀疑这些话是他们为自己的失标所作的开脱，但也有更多的理由怀疑现有的评委会组成办法和评判过程的透明性是否已成为招投体系中的瓶颈。
伪草根情节下的公平权泯灭
招投标制度最早产生于1782年的英国，主要是针对政府的采购行为。后来进入到设计行业，目的是要打破大师和大事务所的垄断，塑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为刚出道的年轻建筑师提供机会。颇有些像现今社会中最时髦的海选行为，充满了草根情节，让所有的初出茅庐的年轻建筑师都可以拥有一夜成名的幻想。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质疑中国现有招投标制度的积极性，很容易让人觉得不怀好意，扣上贵族化或精英制度代言人的帽子。
我们姑且放下建筑设计行业到底是需要精英制度还是草根意识的话题不谈，只分析现有招投标制度是否可以使草根长成大树。
在我看来，中国式招投标制度具有很强的伪草根性。表面上看每个建筑师都可以通过不断在一个个项目上的竞标成功达到事业上的成就甚至成为大师。然而前面的分析让我们发现在投标的具体操作中建筑师毫无话语权可言，揣摩业主的意图和评委的好恶成为必修课程。最终中选实施的方案往往是权力之下业主和评委个人判断标准的表达，即权贵意识的表达，哪里来的什么草根性。如果说建筑师通过投标实现的是自我价值，大部分情况下其实也只是物质上的，这种成就与思想价值和精神影响力无关。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没有投标，到处都是委托任务的时代，中国的建筑师还不会说话。现在会说话了，因为做项目全靠投标，却发现没有了话语权。历史给苦涩的中国建筑师“幽了一默”。
值得关注的还有评审委员给方案下的评语。看似理性的，并有意回避感性化的言语，其实完全是经验意识下中庸的套话，与建筑的个性体验无关甚至成为了它们的杀手。详细阅读一下境内外评委给方案下的不同方式的评语，并非是语境的不同，全然是评判价值的不同。当建筑价值观脱离了个性化的人的体验变成经验式的总结，建筑学就会变得很危险。要么成为以经验和“喜闻乐见”为标准的现象建筑学，要么成为教条的“形而下”式的清规戒律。
对于中国式招投标的
投降与逃脱
面对当下的中国式招投标，建筑师的思想弱势地位日益显着。设计任务的有限和生存的必须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投降，即放弃自身的独立思考，放下批判的立场，转而选择了迎合评委、迎合甲方的意图。而这种迎合还不仅是蓄意和权利方的趋同，有时更是患得患失心态滋养下的揣摩和献媚。
在大部分人用投降来换取生存的同时，也有极小一部分人选择了另外一种状态——逃脱。当然这种逃脱并不是所有建筑师都具有条件，张永和、王澍、刘家琨、张雷等一批号称“实验建筑师”的建筑师通过各种方式对现有的中国式投标制度形成了一次集体性的胜利大逃亡。逃亡表现在他们的建筑实践并非通过常规意义上的中国式招投标而赢得设计权（即便是投标也只是法律意义上的投标）。他们的胜利表现在这些建筑已使他们在中国的建筑师群体中脱颖而出，形成了影响力，并被世界范围的建筑界关注。我并不认同给予他们的“实验建筑师”的称谓，如果是实验也应该看作是对现有招投标制度的一种“实验”，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逃脱后以一种更自我的姿态来批判被中国式招投标锁住的所谓主流的设计。所谓创新哪里是源自什么继承，创新的原动力一定是来自于批判，来自对历史和现有行为惯性的批判。换而言之，创新只是批判的一种结果而非目的。从另一角度讲，正是大量的由中国式招投标产生的被抹杀了批判力的建筑的存在，才使得“实验建筑师” 们有了一战成名的必然性。这些逃离中国式招投标的建筑，轻松地回归了建筑的本性，却被业界匪夷所思地叫做前卫建筑。需要质疑的是这些建筑太“前”了，还是让招投标锁住的所谓主流的设计太“后”了呢？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自从出了“实验建筑师”这么一批少数人，却吸走了大量的眼球，成为境内外媒体的骄子。但是他们的建筑作品在市场中始终被边缘化，在重要地段、国家重要投资项目、有公众影响力的项目中几乎找不到他们的身影。原因是这些项目需要进行中国式的招投标。反过来，那些被世界建筑界关注具有若干文化价值影响力的，并几乎全部拿走了非官方的重要奖项的项目，都是非中国式招投标的产物。我想这正是质疑中国式招投标积极性的最有力证据。
非结语的结语
在这个生活方式剧烈变革的时代，任何人都可以对既定的法则提出质疑，甚至可以怀疑建筑需不需要什么永恒。但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上，建筑学自始至终地拓展着自身的物质家园和精神疆界。它的全部内涵远比经济地盖起一座好用的结实房子和单纯地拒绝常规、创造新的视觉要丰富得多。这不仅因为建筑学本身和建筑学所服务的生活是开放的、积极的，还源于在这多元文化和多重审美共存的世界中。建筑学作为一种文化行为，责无旁贷地要求中国自己的建筑师，让文明的光焰在每一代人的薪火相传中增长，塑造属于我们自身的文化价值观。
“创造力是立国之本”已绝非简单的政治口号。而现在，中国式招投标正在扼杀着中国建筑界的创造力，这就是本篇不是结语的结语。
来源:中华建筑报
想要准确定义当代中国的建筑设计招投标的状态已经变得相当困难：一方面，中国建筑业设计市场在发育日趋完备而愈发显示其自身行业特征的情况下，很长时间并未产生专业性的法规，执行规则只能参照在一般商业招投标领域通用的20世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参照”一词本身就是参考对照的意思，意味着可执行和可不执行；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而产生激变的时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资本监管和国际化及民间资本操作体系并行，行为主体人的价值评价标准正在从倾覆后走向极度异化，即便参照西方主流商业模式和既有的建筑市场法则，于2003年推出了《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办法》（各地方也纷纷出台相应的细则条款），仍未做到亡羊补牢。中国式招投标制度下依旧大量产生艺术形态庸俗、低劣、无公共质量的设计作品。如此结果让人不得不对《办法》及相关法规的适应性、专业性和有效性产生诸多质疑，至少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定其具有潜在的不完善性。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原有的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在资本的作用下开始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建筑设计实行招投标制度应运而生，其积极作用毋庸置疑。在全国各大设计单位从事业架构向经营型企业转变中，它起到了极大的催化作用。在设计单位兴亡命系的建筑投标的博弈中，建筑学人才一时间炙手可热。建筑方案招标（实为方案竞赛或比选）恰巧出现在中国建筑界由封闭走向全面了解世界的90年代初。在这个年代，中青年建筑师一方面得益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人才集体性缺失，另一方面得益于自身知识结构尚未固化，在各设计单位迅速崛起，成为建筑设计企业在市场上竞争的基础。然而建筑师和建筑学表象的升温，掩盖不了中国建筑学理论界长期封闭造成的缺氧症。在资本构建的市场规则下，它从无所适从的状态蜕变成以中标论英雄的投标建筑学，建筑学特有的社会责任和其批判性在揣摩决策者意图和赢得评委眼球的竞赛中丧失了。奇观建筑、比喻建筑、英雄主义建筑席卷中国大地。快速成长起来的中国建筑师群体即刻成为房地产商和官员们个体情趣的代言人，犹如丧失精神家园的思想盲流，其作品毫无掩饰地流露着混乱、躁动等“上火症状”（“上火”在病理学中解释为因代谢过快而导致的内分泌失调，形容今天的建筑师，恰如其分）。
这表面上看似是由资本市场导演的悲剧，很容易让人忽略对国家现有招投标体制是否具有先进性的判断。本文并非试图全面剖析我国现有设计行业招投标体系，更没有兴趣去枚举种种暗箱操作在幕后台前的肮脏交易，仅想从几个角度揭示其体系和制度上存在的消极性。我想，即便结论是一种武断，但质疑掩藏在背后的一些事态的本身，对中国未来建筑设计行业的发展依旧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非对称话语权
滋养下的招标困顿语境
翻开近期参与投标（也有改名换姓的叫做“方案比选”）的标书，无论标底费是几万元还是几十万元人民币，所有的标书都写着几乎同样或者诸如此类的文字，摘录如下：
“……招标单位有权在本项目建设中选用任何一个优秀方案，或采用任何优秀方案的部分用于实施方案中，而无须再向参选单位支付任何费用。”
“……在招标单位支付给投标方规定的费用后，本次参加投标的各方案成果及相应的知识产权完全归建设方（招标方）所有……”
“……商务报价（即设计费）和方案评选结果综合确定中标单位……”
相近的文字很多，表象上的文字反映着现有设计市场权利向甲方市场倾斜的状态。市场交易双方不对等的地位导致了交换条件由权利方制定的倾向，很多原本平等的设计交易演变成近乎公开勒索的黑市买卖。
建筑设计本应作为一种具有精神财富附加值的脑力劳动的结果，但这一点始终被法律法规边缘化。在人们的传统思维框架中最多的是一种非主流的艺术形式。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古代建筑设计从来都缺失建筑师的位置，只有工匠。这导致了近代中国建筑师无父无母的尴尬境地。从事建筑学实践的建筑师队伍始终被列入工程勘察设计的工程师大军中，出类拔萃的具有高度人文气息的建筑师的最高荣誉就是“大师”，其官方正确称谓是第X界全国勘察设计大师评选中被授予的“工程设计大师”称号。工程大师与建筑大师的两字之差，不仅抹杀了后者的艺术气质，更把作为建筑学核心中的人文视野从建筑设计中剥离了。知识产权被无意识的政策制定机构和********的业主抽去了艺术文化筋骨，只剩下空空的皮囊。其更为严重的后果还在于它斩断了一条唯一保护建筑设计价值的法律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着作权法》第十八条中规定：“美术等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不视为作品着作权的转移，但美术作品原件的展览权由原件所有人享有。”
设计收费标准本有国家规定，很多设计招投标过程中却又加上了设计费用的综合评价（有的还有加权评价的标准），使设计招投标质价混杂，强权性将商业规则最基本的优质优价也践踏了。建筑设计作为一种脑力劳动成果，其设计服务对象——建筑又具有多重意义和多向度评价标准，价值本来就不易度量，设计价格量化的参照反而成为了一目了然的决定性因素。招标方强权姿态挤压设计费，很多人可以认为是资本合理操作的表达，我却并不认为这是资本针对于建设项目操作真正规律的体现。在很少设计费的情况下，很难想象建筑师除了提交高质量的施工图以外，还将全力以赴地参与到造价控制、质量监管、现场技术优化的工作中。在建设全过程中如果失去了建筑师的参与，建筑就将变成无父无母的孩童，身心正常已属奇迹，根本无法指望素质优良和品格高尚了。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付出必要合理的设计费是整个项目节约投资，形成良好资本运作的必然保证。
招投标对设计资源过度的消耗
主要通过方案竞赛而完成的设计招投标在近几年国内设计市场中表现出了一种矫枉过正的状态。不仅建筑师们把个人职业生涯荣辱成败的“千钧”放在了方案投标的“一发”上，作为建设项目主体的建设方也集体性地患上了投标依赖症。不惜时间和金钱进行多轮多家的方案比选，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寻找到最佳方案。崔恺近期谈到：“……太多太滥的设计竞赛，耗费了太多的设计资源，也不一定产生好的作品。因为好的建筑不一定要有新奇的概念和夸张的外观，更重要的是建筑的品质，而这依赖于建筑师的职业素养和专业经验……” 这段话我还可以误读为：过度的设计竞赛，使年轻建筑师忽略了设计、建造全过程的素质训练和经验积累，建筑师蜕变成概念设计师和造型师。而围绕方案竞赛所产生的大量图文、模型制作的工作几乎消耗掉了1/3甚至1/2以上方案设计周期。如此这般的工夫稀释掉了原本应细致展开的设计工作，其结果只有一个，以建筑设计质量下降换取效果图质量提升。
过度消耗的根本是方案招投标方式的矫枉过正。其最佳体现莫过于表现图、模型公司和图文公司的火爆。仅北京一地，此类的大小公司就达上百家之多。在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这样的大院周边，密集程度之高，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大珊瑚礁和遍布其周边寄生的海洋生物群落。很多设计院一两年都拿不出一本建起来的作品集，表现图和模型公司却年年出集子。效果图和模型从原本设计的辅助手段逐渐登堂入室，成为设计的成果。设计院的宣传手册上越来越多的实景照片被效果图取代，个中滋味很值得玩味。另外，方案竞赛演变成效果图和模型大赛后，原本从建设方流向设计院的设计费用源源不断地流向了效果图和模型公司。资本的分配也反映着设计资源的分配状态，得不到更多资本分配的建筑师怎么能把设计做好？业主是在买建筑设计还是在买建筑画片和模型？大多数业主当然地认为概念设计就是建筑设计中创造力的全部，好的概念设计只需经过程式化的细化设计（施工图设计）就可以演变成理想中的建筑。于是在时间和资金都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仍旧要通过多轮的方案征集寻找实施方案。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项目总投资额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项目均要进行设计招投标。某种意义上正是它把建筑师和业主推向了招投标的偏执状态。
专家评委模糊身份的质疑
《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九条规定：“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熟悉相关业务的代表，以及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五人以上的单数，其中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2/3。”当然《规定》中还有许多条款，使我们对招投标的公信度深信不疑，然而在房地产项目上资本和金钱的过多操纵下，评委的立场很难达到真正的独立。即便在评审会上有了独立性的意见，也很难改变最终的结果。道理简单，开发商不仅为项目买单，也为评委的出场费买单。政府和公共事业投资的项目表面上是由独立的招投标单位进行运作，为评委买单，而实际他们也要靠着行政主管领导的权力买单，行政主管领导的意志依旧渗透在招投标的全过程中。这样为甲方的金钱和权力召集的评审委员会，其立场的独立性自然要受到质疑，当然也有少数看不起这“千把块”的评委，拿评审权寻租的事也时有发生。对于一小部分人，一边要“拿人钱财与人销灾”，一边要将表面的学术逻辑圆场，颇像传说中的江湖，黑道上拉场子赚钱，白道上兜圈子做平衡。
中国的建设规模巨大，也造就了一批职业化评委，繁多的评审已基本上要成为他们的日常工作。中青年建筑师的崛起，加速了他们脱离设计一线队伍的时间，很多人已处于解甲归田的状态。而西方建筑界的大部分评委却是一线作战的建筑师。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时代，用转型来定义中国建筑设计行业的现状已不恰当，环境压力、土地资源、商业价值、业态管理已成为建筑学新的构成要素。视觉艺术领域的新思潮正通过不同渠道折射进建筑学领域，并借助时尚传媒形成新的社会价值。新的观念和价值几乎是建立在传统价值观的批判上，颠覆着传统的审美标准，建筑学固有的综合性和复杂性使其内核和外延远远超过了“实用、美观、经济、坚固”的范畴。很难想象用旧有的思想标杆来度量新一代建筑师现有的思想价值观，是否会产生令人满意的评审结果。
一部分评委观念的滞后是评标结果水平低下的症结所在。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大城市以外的地区性评标中尤显突出。同样的观念落差也反映在库哈斯、伊东丰雄、赫尔佐戈、安藤忠雄等当红国际建筑明星在上海、北京等重要地段的投标上，他们常常抱怨他们的落标是由于缺少高水平的国际评委。我们绝对有理由怀疑这些话是他们为自己的失标所作的开脱，但也有更多的理由怀疑现有的评委会组成办法和评判过程的透明性是否已成为招投体系中的瓶颈。
伪草根情节下的公平权泯灭
招投标制度最早产生于1782年的英国，主要是针对政府的采购行为。后来进入到设计行业，目的是要打破大师和大事务所的垄断，塑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为刚出道的年轻建筑师提供机会。颇有些像现今社会中最时髦的海选行为，充满了草根情节，让所有的初出茅庐的年轻建筑师都可以拥有一夜成名的幻想。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质疑中国现有招投标制度的积极性，很容易让人觉得不怀好意，扣上贵族化或精英制度代言人的帽子。
我们姑且放下建筑设计行业到底是需要精英制度还是草根意识的话题不谈，只分析现有招投标制度是否可以使草根长成大树。
在我看来，中国式招投标制度具有很强的伪草根性。表面上看每个建筑师都可以通过不断在一个个项目上的竞标成功达到事业上的成就甚至成为大师。然而前面的分析让我们发现在投标的具体操作中建筑师毫无话语权可言，揣摩业主的意图和评委的好恶成为必修课程。最终中选实施的方案往往是权力之下业主和评委个人判断标准的表达，即权贵意识的表达，哪里来的什么草根性。如果说建筑师通过投标实现的是自我价值，大部分情况下其实也只是物质上的，这种成就与思想价值和精神影响力无关。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没有投标，到处都是委托任务的时代，中国的建筑师还不会说话。现在会说话了，因为做项目全靠投标，却发现没有了话语权。历史给苦涩的中国建筑师“幽了一默”。
值得关注的还有评审委员给方案下的评语。看似理性的，并有意回避感性化的言语，其实完全是经验意识下中庸的套话，与建筑的个性体验无关甚至成为了它们的杀手。详细阅读一下境内外评委给方案下的不同方式的评语，并非是语境的不同，全然是评判价值的不同。当建筑价值观脱离了个性化的人的体验变成经验式的总结，建筑学就会变得很危险。要么成为以经验和“喜闻乐见”为标准的现象建筑学，要么成为教条的“形而下”式的清规戒律。
对于中国式招投标的
投降与逃脱
面对当下的中国式招投标，建筑师的思想弱势地位日益显着。设计任务的有限和生存的必须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投降，即放弃自身的独立思考，放下批判的立场，转而选择了迎合评委、迎合甲方的意图。而这种迎合还不仅是蓄意和权利方的趋同，有时更是患得患失心态滋养下的揣摩和献媚。
在大部分人用投降来换取生存的同时，也有极小一部分人选择了另外一种状态——逃脱。当然这种逃脱并不是所有建筑师都具有条件，张永和、王澍、刘家琨、张雷等一批号称“实验建筑师”的建筑师通过各种方式对现有的中国式投标制度形成了一次集体性的胜利大逃亡。逃亡表现在他们的建筑实践并非通过常规意义上的中国式招投标而赢得设计权（即便是投标也只是法律意义上的投标）。他们的胜利表现在这些建筑已使他们在中国的建筑师群体中脱颖而出，形成了影响力，并被世界范围的建筑界关注。我并不认同给予他们的“实验建筑师”的称谓，如果是实验也应该看作是对现有招投标制度的一种“实验”，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逃脱后以一种更自我的姿态来批判被中国式招投标锁住的所谓主流的设计。所谓创新哪里是源自什么继承，创新的原动力一定是来自于批判，来自对历史和现有行为惯性的批判。换而言之，创新只是批判的一种结果而非目的。从另一角度讲，正是大量的由中国式招投标产生的被抹杀了批判力的建筑的存在，才使得“实验建筑师” 们有了一战成名的必然性。这些逃离中国式招投标的建筑，轻松地回归了建筑的本性，却被业界匪夷所思地叫做前卫建筑。需要质疑的是这些建筑太“前”了，还是让招投标锁住的所谓主流的设计太“后”了呢？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自从出了“实验建筑师”这么一批少数人，却吸走了大量的眼球，成为境内外媒体的骄子。但是他们的建筑作品在市场中始终被边缘化，在重要地段、国家重要投资项目、有公众影响力的项目中几乎找不到他们的身影。原因是这些项目需要进行中国式的招投标。反过来，那些被世界建筑界关注具有若干文化价值影响力的，并几乎全部拿走了非官方的重要奖项的项目，都是非中国式招投标的产物。我想这正是质疑中国式招投标积极性的最有力证据。
非结语的结语
在这个生活方式剧烈变革的时代，任何人都可以对既定的法则提出质疑，甚至可以怀疑建筑需不需要什么永恒。但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上，建筑学自始至终地拓展着自身的物质家园和精神疆界。它的全部内涵远比经济地盖起一座好用的结实房子和单纯地拒绝常规、创造新的视觉要丰富得多。这不仅因为建筑学本身和建筑学所服务的生活是开放的、积极的，还源于在这多元文化和多重审美共存的世界中。建筑学作为一种文化行为，责无旁贷地要求中国自己的建筑师，让文明的光焰在每一代人的薪火相传中增长，塑造属于我们自身的文化价值观。
“创造力是立国之本”已绝非简单的政治口号。而现在，中国式招投标正在扼杀着中国建筑界的创造力，这就是本篇不是结语的结语。
来源:中华建筑报
